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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0月15日，习到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考察时深情回忆起当年，“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海岛都很有发展前途，当时提出要念‘山海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时光倒回到2001年7月15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同志来到澳角村，在村民郭汉栋三层楼的新居里召开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他向大家描绘起新的小康蓝图：“以后农村的政策会一年比一年好。”

  24年来，三面临海的澳角村从过去因海而困的风沙岛，蝶变为如今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生态岛。

  福建是海洋大省。习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关心重视海洋事业发展，早在1994年就前瞻性地提出“海上福州”战略。2024年10月，习在福建考察时提出，“推动福州、厦门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做大做强海洋经济”，为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建”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多年来，习对海洋的重视一以贯之，“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这些重要论述，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福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来自“全国大黄鱼之乡”福建宁德的表态振聋发聩。宁德市下辖的蕉城、福安、霞浦和福鼎共有1046公里海岸线。过去，各品类的水产养殖掀起阵阵热潮，让近海海域负重前行、苦不堪言。由于粗放养殖和无序扩张，产生了大量海漂垃圾，水质变差，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为了海水清清，宁德市委、市政府从2018年7月起，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上革新——“清海行动”，全方面开展海面综合整治和养殖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7年过去了，宁德整治海洋养殖乱象成效显著，依法用海、持证用海观念深入人心。

  记者在宁德三都澳、霞浦等地采访时看到，曾因过度养殖导致生态恶化的海域，如今已实现了华丽转身，碧波之上新型塑胶渔排鳞次栉比，养殖产值不降反增，碧海银滩重现昔日光彩。

  近年来，为改善海洋生态环境、重建海上生产秩序，福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清海答卷”。全省大规模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升级改造渔排、科学划分区域、推动绿色健康养殖。实施15个重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修复滨海湿地4万亩、修复岸线公里。其中，泉州晋江项目入选2024年全国海洋生态修复典型案例。福州滨海新城项目、厦门下潭尾项目入选海岸带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向全球推广。

  这些阶段性治理成果的背后，是法治的护航和政策的支撑。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长期以来，为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福建率先出台了《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福建省重要水生动物苗种和亲体管理条例》《福建省沿海边防治安管理条例》《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部涉及海洋生态保护与利用管理的法律和法规。这些涉海立法从不同角度对海洋生态安全、环境保护作出了全方位的规定，以法治力量支撑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中，2018年1月1日施行的《福建省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是我国大陆沿海省份第一部规范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福建省海洋经济促进条例》也在同日履行法律上的约束力。该条例明确闽台融合是福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发力点，这与2023年9月发布的《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相呼应。

  值得关注的还有，2002年12月1日施行的《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在2016年4月进行了第一次修订。如今10年过去了，再次修订的声音渐起。“其规定的内容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表现出适当的先进性，但一些内容与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存在不一致，也滞后于海洋环境保护现实需求。”2024年8月，福建社会科学院有学者在《福建日报》撰文呼吁，“现行《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的制度设计急需与这些后续制定的法规相衔接，以实现各法规制度的规范与协调，推动形成制度合力，共护海洋良好生态。”2025年2月，该条例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规划，由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牵头修改。

  与此同时，福建相继出台《福建省“十四五”海洋强省建设专项规划》《福建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根据不同的需求和面临的真实的情况，也分别出台了海洋保护的相关法律和规定。比如，厦门市自2009年开始，相继制定了《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厦门市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海洋经济促进规定》《厦门市加快海洋新兴起的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法规，全方位推进厦门海域生态保护，快速推进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泉州也相继实施了《泉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2025年深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等工作部署，进一步夯实生态保护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底线”。宁德制定了《宁德市三都澳海域环境保护条例》等法规，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保护法规体系。

  今年8月2日，《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的意见》发布，明确规定“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坚持储近用远，引导海洋产业向深远海布局，促进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重要海湾、海岛及自然岸线为重点，提升近岸海域和海岸带生态服务功能，构筑沿海防护带”等内容，成为下一步八闽海域治理保护的行动指南。

  在莆田市湄洲湾畔，一队队海岸巡逻队奔赴沿海岸线，一架架警用无人机升空巡查，一艘艘联勤船艇对重点海域开展夜巡……

  这是莆田市公安局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分局加强岸海管理，策应每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的生动画面。

  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三面环海，岸线长、海域广，岛屿、码头、船舶众多。在这里，涉海管理有海防、海警、海事，也有海渔、边检、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治理上有盲区，管理中也存在模糊边界，治安形势复杂。

  2022年以来，在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党工委的引领下，莆田市公安局北岸分局以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为试点，打造防海上走私、防人员偷渡、防海砂盗采、防海域侵占、防海上事故的“五联防”岸海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有效破解涉海风险防控难题，实现平安海域“一盘棋”新格局。

  莆田公安因地制宜探索“平安海域”治理新机制，是福建省政法单位全方位守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的真实写照。

  在厦门市，自2016年起逐步推动全面禁止河道、海域采砂，但相关违法犯罪屡禁不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厦门中院以案释法，指定同安区法院依法审结厦门市第一起因在台湾海峡“浅滩海域”盗采海砂引发的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涉案金额近4000万元，公益诉讼部分判决被告承担海域生态修复等费用1300余万元，系厦门市涉案金额最大的涉海洋公益诉讼案件。该案的顺利审结，对涉海违法犯罪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近年来，福建各级法院积极发挥海事审判职能，开展丰富多样的海洋碳汇司法实践探索。受损海洋环境很难原地修复，增殖放流等传统替代性修复方式受水域环境等影响难以在类案中推广适用，针对这一情况，福建在全国率先引导被告人自愿认购蓝碳进行替代性海洋生态修复。比如，福州市连江县法院在审理一起涉案金额174万元的盗采海砂案中，就创新采用了“碳汇认购”替代修复机制，引导被告人纪某某自愿认购10万元海洋渔业碳汇——这种通过贝藻养殖实现固碳的生态产品，破解了远海修复难题，为“蓝碳”司法实践再添范例。

  厦门海事法院创新采用“先予修复+海洋碳汇”模式，近日成功调解一起毗邻中华白海豚保护区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据了解，该案被告厦门某物流有限公司因在毗邻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的厦门市海沧区东屿避风坞附近海域倾倒工程废弃渣土，被立案查处。厦门市检察院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厦门海事法院就当事人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在审理阶段就启动先予执行程序，助力受污染海域尽快得到修复。“本案通过将‘实质性修复’与‘功能替代赔偿’有机结合，形成清晰、完整、闭环的海洋生态修复与赔偿链条，为破解类似案件中海洋生态修复和恢复期损失认定难、赔偿难、执行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司法样本。”厦门海事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福建省检察院出台服务保障海洋强省建设18条意见，首创海洋检察“五并”立体治理模式，指导沿海“六市一区”检察机关建立守护福建海岸线生态检察协作机制，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等7部门制定涉海洋公益诉讼和生态检察工作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全省检察机关立案办理多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件。比如，漳州市检察院办理全国单笔金额最大的海洋司法碳汇认购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3年度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宁德市检察院督促整治三都澳无人岛礁焚烧海漂垃圾问题，修复岛礁1800立方米，助力完善海漂垃圾巡查监控体系。平潭综合实验区检察院探索生态损害赔偿“三衔接三同步”机制，被省政府在全省推广。

  福建省各地检察机关在推进海洋司法保护工作中创新频出，如，福州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量化损失-碳汇认购-替代修复”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成功办理了全国首宗沉积物和惰性溶解有机物海洋渔业碳汇交易案；宁德市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1+4+N”工作机制，聚焦海洋生态、渔业资源、海洋安全秩序等重要领域；漳州检察机关创新建立“蓝绿碳”检察保护机制，一体推进森林、海洋ECO保护和修复工作；厦门市检察机关在厦金海域设立公益诉讼海洋生态修复示范基地，结合司法办案，连续4年与行政机关联合开展增殖放流活动，修复海洋渔业资源。

  值得关注的是，泉州市检察院集结泉州沿海岸7个县（区、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成立“护卫泉州海岸线生态检察联盟”，构建沿湾一圈、协作联动、无缝衔接的护卫泉州海岸线生态检察协作机制，确立“五个一”的护航海洋生态工作模式，探索创新涉海涉渔生态修复的手段和路径，推动完善海洋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促进海岸线、海岛、海湾等生态系统的有效修复。

  2024年9月24日，一只在泉州南安水头滩涂搁浅的雌性中华白海豚，在经过40天、30多名救助人员、24小时不间断看护救助后，顺利康复，被放归入海。

  这是福建省首个、全国罕见成功救助中华白海豚的案例，也是泉州乃至福建保护生物多样性，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守护蓝色海湾的生动见证。

  “海洋资源保护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这个的人说，“只有凝聚全社会力量，培育‘全民爱海护海’意识，海洋生态保护事业才可持续。”

  近年来，为更好地救护水生野生动物，保障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福建海洋渔业部门多方联动，精准施策。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渔业资源养护制度，1995年起全方面实施，至今已30年。

  今年夏天，记者行走在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沿海城市的海岸线，数不尽的渔船在伏季休渔期有序停放在海港码头、海湾、海上社区，在深蓝的映衬下，蔚为壮观。在泉州，作为伏季休渔的主阵地，石狮祥芝渔港码头集中停靠着全市近三分之一的大型渔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1日起，伏季休渔期间，泉州7934艘乡镇船舶、2049艘在册渔船同步休渔，为海洋赢得宝贵的“休养生息”机会。

  “众船归港，渔民上岸”的休渔场景，是福建省全民参与保护治理海洋生态、共绘“人海和谐”新图景的缩影。

  宁德市霞浦县溪南镇把“枫桥经验”从陆地“嫁接”到海上，聚焦海区治理难题，充分的利用现有海上社区资源优势，构建溪南海上“1+6+N”法治服务矩阵，即依托“1”个海上综治中心，凝聚“海上社区”党支部、海上党群服务中心、海上警务室、七星诉非联动工作站、海洋生态检察工作室、海上矛盾纠纷调处室“6”类载体，最大限度发挥党员、法官、检察官、民警、社区人员、网格员、法学会会员、法学咨询专家等“N”种力量作用，打造具有霞浦特色的海上社会治理新格局。

  霞浦县将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从陆地延伸到海上，在海上社区设立法学咨询专家联系点，抽调精干人员组建“清海”工作法学专家咨询团队，助力海上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2023年3月，溪南镇七星海域某渔排上的务工人员胡某艳突发疾病死亡，引发纠纷。受溪南镇党委委托，霞浦县法学会委派法学专家谢友忠开展调解。谢友忠第一时间约见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并制定了调解方案，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维护了海上养殖的良好秩序。“不仅如此，我们还积极承接海上养殖综合整治相关成员单位委托的重大问题事项，围绕海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全面清理整治网箱、塑胶渔排升级改造等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专业法律咨询意见，依法依规推动‘清海’工作顺利开展。”霞浦县法学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宁德两级法院积极保障海域综合治理工作，发挥市中院与4个沿海基层法院设立的诉非联动中心作用，开辟立审执绿色通道，联合村、镇干部进海岛、上渔排宣讲法治、调处纠纷，主动融入到“海上枫桥”治理大格局中。蕉城、福安、福鼎、霞浦四地法院联合建立“海上枫桥”司法协作机制，提升海上矛盾纠纷化解效能，促进海上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福建不仅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还拥有南日岛、鼓浪屿、东山岛、湄洲岛等众多大小岛屿。在对岛屿的保护治理上，福建也探索出“人海和谐”的先进经验。位于漳州市东山县东南部的渔业重镇陈城镇，有2个国家一级渔港和1个二级渔港，是东山岛最大的“海上牧场”，拥有谷文昌纪念馆、“九棵树”主题教育点、闽台民俗馆等红色资源，以及岐下西屿岛、鱼骨沙洲等自然资源。东山县以陈城镇为试点，实现普法宣传进海岛、上渔船，在岐下村海上牧场党支部建立全市首家“海上调解室”，就近化解海岛上的纠纷，实现了“小事不下船、大事不出岛、矛盾不上交”。

  近年来，福建实施“碧海工程”“1+7+N美丽海湾建设方案”，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探索“岸上管、水域拦、海面清”的海洋垃圾全链条治理模式，建立“量化损失-碳汇认购-替代修复”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创新“生态司法＋碳汇交易”机制……铸就了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平安的“海上福建”。

  “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坚定走‘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保护高水平发展之路，才能守护好海洋的勃勃生机，让海洋的馈赠如源头活水般惠泽后世、生生不息。”福建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锣鼓喧天，汽笛长鸣。8月16日，随着开渔的号角响起，福建大部分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近万艘渔船浩浩荡荡，带着收获的期盼，解缆起航，驶向深蓝……